还谈“深入生活”，过时了吗

还谈“深入生活”，过时了吗 字体： 小 中 大 分享到： 还谈“深入生活”，过时了吗 2021-11-10 10:26:40 来源：光明日报

为了创作《平凡的世界》，作家路遥背着装满书籍资料的大箱子，在乡镇、工矿企业、学校、集贸市场跑来跑去，了解省委书记和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熟悉作品所涉及地区常年的农作物等生活细节。图为路遥(左一)在矿区体验生活。个人资料图片

对于中国当代作家来说，深入生活可能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文学创作为什么要深入生活，其理论依据和经验依据是什么，不同时代的不同作家是如何付诸实践的，今天的作家是否有必要深入生活。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些与深入生活相关的重要问题。因此，在创作中往往忽视了深入生活，而深入生活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前提和创作环节。于是，生命之源——活水的匮乏，导致文学作品贫血，文学生命力枯萎。近一个时期，文学创作中的一些问题与此有关，值得我们关注。

1.作家有生活基础，文学才能肩负起用影像记录历史的重任。

不管你对深入生活的态度和看法如何，文学创作是一项需要经历和体验的事业，这是不争的事实。王夫之有句话:“你所经历的，你所看到的，都是铁门极限。”这个“铁门极限”是任何作家都达不到的。王夫之还说，即使要写一个宏观的“大场面”，也不能在地图上抒发感情，而且“绝不能超过这个限度”。同样的道理，即使现在的作家写科幻小说，也没有人能按照科学作品去解读，不得不把自己的想象和幻想附加在某个生活基础上。

中国古代有些作家为了丰富和拓展自己的阅历，甚至终其一生都在漫游，把生命寄托在旅行的变幻莫测上。有些作家利用贬谪或官游的机会，深入民间，了解情况，扩大生活范围。以流浪著称的外国小说家如高尔基，一度成为中国现代作家学习的榜样。不管他们最终的成就和影响如何，通过上述不同的途径和方式获得的生活经历和人生经验，都是他们文学创作的重要养料，他们的作品也因此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某个时代的社会生活。

不同于古代作家和外国作家的自发行为，深入生活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自觉倡导，是有组织的实践。从抗日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深入生活一直是中国作家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自觉行动。由此，中国现代社会在文学中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更全面的反映，文学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众化，更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在深入生活的实践中，也出现了像刘清这样一生扎根农村、沉到底的榜样。

深入生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是有意识地提倡和实践的，不仅因为生活是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而且因为生活是一条无尽的、千变万化的河流，需要作家不断地深入其中，把握脉搏和趋势。

与古典文学不同，现代文学是一种社会性很强、社会化程度很高的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晴雨表，是中国现代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面镜子。不同时期的历史变迁和社会生活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得到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映。就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历史题材小说而言，如果把这些作品按时间顺序串联起来，就是一部中国现代通史的形象。这些作品全面而深刻地再现了时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当代社会留下了历史记录的影像。没有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了解，没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无条件地、长期地、全心全意地深入生活”，这是不可想象的，仅仅依靠一些表面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改革文学”浪潮兴起，激发了作家深入生活的热情。许多作家积极投身于农村和城市经济改革的浪潮中，争当先锋和潮流的引领者，反映这一深刻的社会变革，讴歌改革者的形象，用他们的观察和思考以及他们在改革中的经历来描写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可以说，没有作家对生活的投入和热情，就没有“改造文学”的重要成果。

在“改革文学”浪潮之后，中国文学经历了一个学习西方现代主义和试验先锋文学的时期。一些作家逐渐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热情，放弃了深入生活的努力。相反，他们热衷于学习和试验从西方引进的各种思想、方法和技能。这对当时的文学改革和创新追求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最终因单纯的观念推演和迷恋“炫技”而难以为继。“新现实主义”的创作虽然对之前的极端追求做了一些“修正”，但阻挡不了随之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90年代的文学也因此迷失了一段时间，没有办法深入生活。

新世纪以来，文学秩序重组，深入生活的呼声越来越高。但由于作家队伍的更新，更多活跃于80年代的作家在这一时期处于“转向”与“回归”或反刍与取暖的状态，没有深入生活的迫切需要。新作家从概念到实践都不熟悉深入生活。由此可见，当代文学创作中存在着许多脱离生活的问题。现在是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2.作家生活贮藏的陈旧与匮乏、作品情节的模式化与概念化、人物的符号化与典型化:文学脱离生活的三大表现。

有评论曾说，一些反映当下农村生活的作家，其实描写的是改革开放前甚至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像这样的农村生活积累，体现农村的新气象新状态，塑造新时代新农村人的形象，无疑是相反的方向。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用旧的生活写新的时态”，或者说，就是用旧的生活形式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生活状态。这种现象在其他文学创作中并不少见，说明有些作家的人生积累真的到了该充电的时候了。

又不是新闻报道，创作素材和作品的时效性就不用讲究了。而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社会生活，并不是对某些生活事件的客观陈述，而是由人物创造的环境，对人物的成长和人物性格的形成起着促进和哺育的作用。一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在文学作品中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包围”作品中人物并促使其行动的基础。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强调人物和环境的关系。恩格斯批评哈克纳斯的《城市女孩》中的环境“不那么典型”，只是因为这部作品描述的是上世纪80年代伦敦东部一个普通女工的生活经历，而作者对伦敦东部环境和工人生活状况的描述还是在19世纪初。这使得主人公的思想性格和心理行为失去了现实基础，从而不能真实地反映主人公生活的历史时代。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深深地印在人们的生活环境中，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现在和未来。40多年来，中国农村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也应该在文学描写中“占据自己的位置”，就像恩格斯讲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史一样。忽视这种变化，不愿意更新和丰富自己的生活储存，一味满足于农村的旧印象，就不可能对今天农村的现实关系做出真实而深刻的艺术描述。

作家生活仓库的陈旧和匮乏也导致了文学作品情节的模式化和概念化。这类创作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先有一个现成的想法或概念，然后根据这个想法推导出一个情节模式，按照这个模式进行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经历了文学“寻根”和现代主义实验之后，作家们处理生活素材和提炼文学主题的方式开始转向文化视角。中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思想，尤其是20世纪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存在主义哲学，成为一些作家争相阐释和演绎的对象。近年来，由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加剧，一些西方社会学派关注现代性和现代社会问题的理论被一些作家视为规范，成为他们反映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模式。由此，在近一段时期一些作家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所有关于社会问题的书写都会归结为存在的荒诞，所有关于人生困境的书写都会陷入终极困境，所有关于城市化进程的书写都会呈现出乡村的衰败与崩溃，等等。

离开了对现实关系的深刻描写，放弃了对人物命运的深入把握，我们只是把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只是西方工业化进程中的某种模式、某种社会学观点，生硬地嵌入到作品的情节中，使之成为发挥这些哲学思想和社会学模式的道具。这样的创作如何能让人感到亲切？与这些从西方社会具体历史进程中总结出来的高度抽象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学模型相比，现实的社会和生活问题要生动具体得多，也丰富复杂得多。尤其是当今中国，正处于快速变革和快速发展时期，没有来自深入生活的丰富素材、深刻体验和独特思考。不可能像鲁迅说的那样，表达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特征，反映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写出今天中国的“我们人民的灵魂”。

另一个与情节程式化和概念化相关的问题是人物的符号化和典型化。长期以来，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一种“极端写作”的现象，表现为把所有的苦难都毫无理由地加在一个人身上，让她(或他)永远在荆棘中行走，不管时间的长短和程度，最终遍体鳞伤或死去。这种“极限写作”最早源于电视剧的一种情节模式，后来在小说创作中见到，后来成为一种流行的写作方式。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主人公苦难的生活逻辑，也看不到随之而来的苦难之间的社会联系。就连伤害英雄的天气也总是刮风下雨，可以由作者随机安排。这样的作品，让我们看到的不是人的真实生活画面和人生旅程，而是鬼故事小说《西游记》中唐僧师徒的奇遇和苦难画面。

与这个“受苦”的人物相对应，其他人物都是欲望的象征。在这类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作者对各种琐碎的、露骨的欲望的描写和对人的欲望的夸大，却看不到作者对人物真实情况的真实了解，也看不到对人物行为动机和心理性格的深入分析。这样的人物只是一些流行文化的典型符号。依靠这种典型化、符号化的人物，无法到达生活的本质和真实，无法体现文学的真正价值。

3.今天的作家应该把深入生活的重心调整到思考生活上来，同时丰富和更新自己的生活文集，熟悉和了解生活的新变化。

可能有些作家认为这些问题与深入生活无关，或者关系不大。现在的社会信息发达，了解和熟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非常方便。作家和人之间没有以前那样明显的差距；现代生活的同质化让作家和人们的观念越来越接近；人民的知识文化水平显著提高，也拉近了作家与读者的距离。那年深入生活，要解决的问题，比如换个位置，熟悉群众，都解决了。深入生活在今天已经不是问题了。

不能说这些说法完全没有根据，但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不意味着深入生活已经过时。其意义不仅在于文学与生活的天然联系和血肉联系，更在于它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对当今文学创作的重要指导意义。我们需要对深入生活有新的理解。

深入生活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方法论概念，而是一个方向性命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作家不对这些变化进行“观察、体验、研究和分析”，他们只满足于随着社会潮流向前滚动，实事求是地反映这一过程。他们充其量只能得到它的表象，而不能深入揭示这场社会大变革的本质内涵。

“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都不是纯粹简单的事实，而是体现了“故事”叙述者和“经验”传播者对中国社会和中国精神世界的独特思考。否则，这种“故事”和“经历”就不会有“中国特色”，从而失去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曾经流行的思想情感“零度介入”写作之所以难以为继，是因为这些作品只有一些零散的生活细节的积累，缺乏将这些生活细节浓缩成一个生活故事，融化成一种体验形式的理念。

一般来说，文学作品是依靠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也有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文学创作需要理性之光的烛炬，也就是理性意识的引导和指引。这种理性之光不是抽象的理论概念和命题，而是基于作者对社会生活的理性思考。在中外文学史上，那些能够深刻反映某一历史时代社会生活的作品，不是失误的结果，而是包含了作者对时代社会生活的深刻理性思考，是由这种理性之光的烛照完成的。

以现代文学为例。没有鲁迅对封建社会和“国民性”的深入研究和思考，就不会有《狂人日记》、《阿q正传》这样的经典之作，同样，没有茅盾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对当时中国社会未来走向和发展道路的深刻认识，也就不可能写出《子夜》这样一部史诗般的作品。在现代文学不同时期的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理性之光的闪耀，都能看到作家理性在创作中的引领和主导作用。

理性引导不是“主题先行”，与演绎模式、图形概念的创作有本质区别。模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是一些作家意识到创作需要理性的指导，却不愿意或不善于运用理性思维的结果。思维是文学创作应有的主体意识，是自觉的文学创作活动的表现。没有理性指导的创作是盲目的、没有灵魂的，是为了写作而机械的写作活动。今天的一些中国作家，可能并不缺乏深入生活的热情，而是缺乏从生活中获取理性认识的意识。曾有学者认为，今天的中国文学不是缺少生活，而是缺少思想，并对此进行过激烈的讨论。今天的作家应该把深入生活的重心调整到思考生活上来，同时丰富和更新自己的生活文集，熟悉和了解生活的新变化。只有对熟悉的生活进行深入而理性的思考，才能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和解释这个大变革过程中的新时代。

4.现代信息只能作为作家的“线人”或“报告”给作家，真正的创作还需要依靠作家全心全意地深入生活，去体验，去实践。

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农耕时代不同，中国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处于一个全球工业化的时代。在经历了一个工业化的过程后，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迅速进入了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时代。信息时代信息的发达，为作家了解社会、熟悉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同时也在作家和社会生活之间架起了一道屏障，对作家深入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根植于人们之中。导致部分写手只满足于依靠各种媒体、自媒体，尤其是网络信息进行创作，出现了依靠媒体信息进行写作的“信息写作”现象。如何正确对待各种现代信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带来的便利，同时摆脱对现代信息的依赖，是当今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

20世纪40年代的新闻工作者曾经批评过一种“客人空现象”。“克立空”是苏联剧《前线》中的人物，是前线特派记者。这位记者写过许多报道，在读者中很有名。然而，他的报告并不是基于深入的采访。而是抓住一条新闻线索，随意编造。当他得知前线总司令的儿子壮烈牺牲时，他坐在指挥部里，把烈士们牺牲前的壮烈话语和烈士父亲说的话整理成册，并配以许多“我看到的”和“我听到的”的详细描述。有人问他怎么能在电话里看到总司令的眼神。记者说，如果只写看到的，不可能天天写文章，也不会出名。

“克立空”的故事显然充满了反讽，但“克立空现象”表明，新闻写作和文学写作一样，离不开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无法超越王夫之所说的“铁门”。新闻写作如果只是简单的传递信息，可能不涉及事件的场景和细节，但是如果有进一步的深度报道，比如写通讯或者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就不能离开真实的细节和场景，否则就会失去真实性。尤其是那些强调文学性的时事通讯和报告文学。

在这个问题上，单纯以新闻线索进行新闻报道和以媒体信息进行文学创作有很大的相似性。一位作家曾经说过，在如今的网络媒体中，除了作家的主观感受和创作灵感，什么都可以找到。这种说法暴露了部分作家对媒体信息的依赖，同时也说明文学创作从根本上离不开作家的主观感受和感性体验。一般来说，媒体提供的只是关于一些社会生活事件的信息和过程，或者是关于一些社会生活问题的即时看法和意见。作为创作素材，缺乏浸透作者经历和感受的场景和细节。作为文学题材，也缺乏通过作者深层理性思考的提炼和升华。

从生活素材到创作主题再到作品情节，不是简单的社会生活事件的翻译过程，而是一个不断浓缩、凝聚、深化、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家的感性体验和情感生活态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没有这种感性经验和情感态度，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就不可能比普通的现实生活“更高、更强、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更“普遍”。

1940年代在根据地兴起的“新英雄传奇”创作，是从战斗故事和英雄事迹的报道开始的，主要是作者的所见所闻或采访所得，大部分属于新闻信息。建国后，作家们有条件咀嚼和反刍这些战斗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作家融入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倾注了自己的主观感受，也有深入的理性思考和自觉的艺术追求，从而产生了《林元》、《飞虎队》、《红旗谱》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红旗谱》的素材，首先是一个可闻的故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属于一种口头信息。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这些信息进行图像化处理，而是写了一部小说，结合自己的革命斗争经历，在深入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加深对主人公思想感情的体验和理解，同时不断积累生活经验，拓展生活内容，分析各种人物形象，丰富人物关系。经过从短篇小说、戏剧到中篇小说的漫长创作过程，他终于写出了这部反映中国现代农民革命历史的宏伟巨著。类似《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故事，都是来源于一些“听过的故事”。从这些口耳相传的信息到文学作品，都有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心血。

社会信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还是现代媒体提供的信息，都是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以口头或书面信息为线索的文学创作，不乏先例。而这种社会信息只能作为作家的“告密者”或“报告”给作家，以便更熟悉和了解生活的全貌，把握生活的内涵和底蕴，把这些简单的社会信息和抽象的生活线条具体化为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还原为生活本身的感性形式。我们还需要依靠作家全心全意地深入其中。陆游的一句话，“纸上谈兵易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一个道理，在当今信息丰富的时代依然适用。

随着媒体的更新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现在的写手每天都要接收海量的信息，处于一个信息爆炸、信息泛滥的环境。这些被列为物品、短语、新闻、语音、声音、图像、视频等社会信息的背后，是具体而生动的人和事，是人们的喜怒哀乐，是生活的酸甜苦辣，是社会的发展变化。一句话，关乎个人命运，但一句话，关乎国家和民族。不对所要表现的人和事进行深入的“观察、体验、研究和分析”，仅凭一点过去的经验或肤浅的印象、想象、虚构，或在屋子里玩弄一些形式上的技巧，想写出伟大的作品，其结果只能是文学的“过客空”，无法摸清新时代的强劲脉搏，从而赢得当代读者的青睐和认可。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一些现代信息传递方式，如传统的新闻式报告文学、社会学田野调查或社会调查报告写作，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但总的来说，主要是融入了作家的主观感受和生动的感性体验，比如作家情感和思想的介入，具体生活场景和细节的描写等等。这种改变不仅仅是为了增强作品的形象性和可读性，更重要的是让作品所报道和考察的人物和事件更加贴近生活的现实和生活的本来状态。因此，这些作家也非常重视深入生活，注重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体验、研究和分析”。有的作家甚至会和写作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很长时间。因此，他们的作品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并创造了一种介于文学和非文学之间的中间风格。这种中间文体的出现也给今天的作家们带来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重要启示，说明任何具有文学性的写作都离不开生命之源——活水的浇灌。(作者:柯迅，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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