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徐俊《翠微却顾集》：以“中华”之名，为文化守护

读徐俊《翠微却顾集》：以“中华”之名，为文化守护 字体： 小 中 大 分享到： 读徐俊《翠微却顾集》：以“中华”之名，为文化守护 2022-01-29 10:33:59 来源：光明日报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旧址，中华书局(1957年春-1961年秋)。

《二十四史》与《清史稿》校对工作照片左起:魏连科(中华书局编辑)、唐(武汉大学教授)、白寿彝(北师大教授)。

唐先生和先生在王府井校史上和唱诗。

我从来没有像读《翠微但吉谷》那样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种因素，如空时间、荣辱与共、古今与文化、今人与古人、学者与编辑出版家，在中华书局这个有着110年历史的著名出版机构中是如此生动、活跃，从而形成了一种巨大而奇特的魅力。毫无疑问，徐军先生的这本新书，一如既往地展现了中华书局的内在力量和一贯的精神品质，展现了书局创始人陆飞魁留下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基因。一如既往地自觉承担起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使命，以“中国”的名义与国家共命运，以文化允许自己，与时代同行；一如既往的有出版业对文化本质的坚持，有承前启后的不懈追求。《翠微阙古集》之所以给我特别强烈的感觉，是因为其中有一些气势磅礴的著作，如《点将台二十四史》、《清代十三经注疏》、《紫鉴》、《词》、《尚书》派译释论、《唐六典》、《魏晋南北朝史评论集》、《新旧唐书合注》、《关锥编》、《全唐诗补编》等。更重要的是，宏篇是学者的杰作，巨制是编辑出版者的奉献。最让我们感动的是这么多可敬的学者和编辑出版人的奉献精神。崔伟柯用大量篇幅真实讲述了顾颉刚、宋云斌、赵守彦、、王、何子全、张、、田雨晴、启功、蔡美标、金灿然、周振福、傅轩轩、程益中等。，都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和大师，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

《崔伟但吉谷》并不是一本带有强烈情感的回忆录。我们看重的是它写作中对情感的淡化，不贴标签的静静诉说和思考的风格。徐军并不自命不凡，文笔如其人，文笔如其人。他想要的只是他的本来面目。他精心收集和展示了最有说服力的原始文献，让我们思考人，思考前人，思考往事，思考情感。他坦诚地讲述过去，他不表达自己的感受，他记录事件。这是学者的来龙去脉，这是编辑和出版商的来龙去脉。他让我们坚信，过去真的存在于静静的叙述中，信仰的精神值得继承和发扬。

杰作

读完《翠微惟吉谷》，我首先特别注意到书中关于二十四史点校改的文章。这大概是因为我早前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工作时，有幸参与了“十一五”期间重点出版项目“清稿二十四史及修订项目”的启动。读了《宋运斌:校本二十四史第一责任编辑》、《从史记修订看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二十四史校勘的回顾与现状》和几篇描述两部五代史校勘与修订过程的文章，不禁深深佩服中华书局与国家文化建设的密切关系。

书中有几篇文章对中华书局长期整理校勘二十四史作了比较准确的评述。校本二十四史是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由毛泽东主席批示、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中华书局组织全国100多名文史专家参与，历时20年(1958-1978)。24: 00历史学院的工作是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于1958年开始的。此后，在中央政府的直接安排下，从各地抽调众多学者到北京集中研究校史三次，成为文史学界的盛况。第一次是1963年到1966年，在翠微路，中华书局称之为“翠微校史”，第二次是1967年的短暂恢复，第三次是1971年到1978年的“王府井校史”。1971年，国家处于特殊时期，经毛主席批准，周总理当天批示:请中华书局负责组织，并请人标点二十四史，顾颉刚先生总作。此时，中华书局员工仍在湖北咸宁向阳湖干部学校工作。由于这一指示，书店的工作人员得以在1971年陆续返回城市。第一批回城的人是二十四史点派的编辑。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4000年完整连贯的历史记载的国家。这么说最重要的依据是二十四史的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书局于1958年开办了24点历史学校。无论在国家的困难时期还是特殊时期，它始终坚持向前，强烈体现了自觉承担民族文化使命的精神，准确选择了与国家和民族共同命运共进的发展道路，成功打造了中华书局的出版格局和核心品牌——古籍整理和传统文化出版。中华书局才迎来了110年庆典的高光时刻。

真诚的愿望

读完《翠微惟有吉谷》，我为大量专家学者与中华书局精诚合作的故事而感动和敬佩。

出版界一直说“作者是出版商的父母”。作为出版从业者，当然深有感触。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能完全体现出版者和作者之间的爱情。更深一层的研究，很多出版社和作者在合作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了共同的事业，共同的成就而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往往是故事。当然，最重要的是，作为出版机构，高素质的作者团队是其不断发展壮大不可或缺的力量。

根据书中关于校本二十四史的文章，当时参与校本二十四史的有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史学家、文献学家和编辑。顾颉刚先生、陈垣、、翁杜鉴、唐、王等人都是断代史的顶尖学者。中华书局依靠这些顶尖学者和众多优秀学者集中校史，确保了校本二十四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最权威、最受欢迎的版本。

书中有很多关于专家学者与中华书局关系的文章。中华书局的良师益友——何子全先生小姐，我期待的，就是温暖——缅怀先生，书名最多的中文版书籍——记忆中的先生，在细微处见精神——追忆刘浦江与典书局修廖史，张先生与中华书局的关系，先生与中华书局，赵昌平先生送别的最后一程，平实懂事的引路人——缅怀蔡美。这些文章展现了中华书局专家学者的深厚教养、严谨治学和信任，生动讲述了学术实力和学术资源正在制作出一代代流传的优秀产品，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做出贡献的故事。

书中还回忆了许多专家学者与中华书局的深厚友谊。启功先生总喜欢说中华书局是他的第二个家，何子全先生自称是“中国同事”。往事令人动容。

仁与仁

读完《翠微惟有吉谷》，我为专家学者与中华书局的精诚合作而感动和敬佩。同时也对出版界同行中华书局的编辑和出版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华书局百年大楼是中华书局全体人员共同创建的，是中华书局几代人在学术智慧和时间、生命上无私奉献的结晶。《崔伟·柯·吉谷》重点评述了顾颉刚先生、宋运斌先生和赵守彦先生三位从事二十四史研究的学者和编辑专家。1971年后，顾颉刚先生受命负责“总成功”，花了一周时间写了一篇一万字的长文，题目是《整理国史的计划》。史派24点编纂结束后，70岁的顾先生还写了一篇长文进行总结，主题是“努力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体现了可敬的老一辈学者在专业上自始至终追求完美的精神。宋运斌先生在二十四史点派的初创阶段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58年，刚刚在杭州被错划为右派的宋先生调到中华书局工作，9月13日到达北京，这是四史工作正式开始的前一天。他立刻投入到编辑工作中，可谓是忘记了自己所有的喜好。9月16日，他写了一份《关于《史记》标点和三家集注的若干问题》的建议书。赵燕燕先生是二十四史派的实际主持人。赵先生于1958年加入中华书局，全面参与了长达20年的校对工作，同时成为中华书局历史学科古籍整理项目的直接策划者和实施者，甚至为1982年以后的全国古籍整理规划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书局编辑们严肃而高水平的工作，常常成为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佳话。《崔伟·柯》记载，周先生为钱钟书先生的代表作《关雎编》写评论数万条，先生为《全松词》编者写评论厚且益，都是编辑工作最典型的范例。钱钟书先生在书中补充了许多周先生的优秀理论，并在序言中写道“小扣大闹，却真有所值，好朋友给你好好处，以简为旨”，真诚表示感谢。唐圭璋先生亲自在《全松词》的签约栏中加上王忠文的名字，除了他们的诚信，可以说是编辑与作者共同成就的最好诠释。

《王米与中译本唐六经》一文生动地讲述了著名学者王米先生应邀参与编辑中译本唐六经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王米先生患有严重的胃肠疾病，经过一个月每天连续十小时的阅读，完成了陈中扶先生校对的《唐六经》的初读。“有一段时间，王老师每天晚上都去陈老师家讨论书稿中的问题，有时是为了一个校注，甚至是根据哪本书，弄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第二天，王先生还是去了，他们之间的争论还是老样子。”王先生的认真和高水平的工作感动了陈先生，他后来在书的后记中真诚地写道:“虽然是我独立完成的，但实际上包含了许多老师和朋友的心血，特别是和(唐代六经的责任编辑)。”体现了老一辈学者的忠厚谦逊，也体现了书店老一辈编辑的影响。

出版界很多编辑不仅对首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周先生的编辑业绩耳熟能详，而且以其为榜样。我一直对周先生推崇备至，曾向徐军先生求助，希望能找到更多关于周先生的资料。现在，“翠微而吉谷”正好满足了我的需求。书中详细记录了周先生的编辑往事，包括《春雨润物细无声——周先生札记》、周《关锥编》的选题建议和审查报告、周《关锥编》的审查意见附钱钟书先生的批注、周《陆(补编)》的审查意见附钱钟书先生的批注等。，以及周先生对《关锥编》的审阅意见。1997年8月，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主持人采访周先生，问他:因为工作的原因没能成为一名专业学者，你感到遗憾吗？周先生带着浓重的乡音淡淡地回答:中华书局可以帮我编辑编辑。多么精彩的回答！

工匠技艺

读完《翠微惟吉谷》，可以读到中华书局的大量出版实例，可见专业出版的工匠精神。

出版是大众传播，是可出版的，还是专业的文化事业，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其专业属性。宋云彬和周是专业出版中最具代表性的工匠。宋运斌:《校本二十四史》第一责任编辑，《全唐诗副刊编辑工作回顾》、《有机会钻深井》等。而所有关于周先生的文章，都生动细致地描述了中华书局所秉承的工匠精神。

《崔伟·柯·吉谷》一书多处介绍中华书局的选题研究、体例设计、内外同行评议制度，让我们了解书局如何通过制度化的管理来保证出版物的质量。其中《二十四史校勘的回顾与现状》一文，全面介绍了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的各种管理方式，足以让我对出版40多年来印象深刻。

首先，中华书局确定了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的三项基本任务:一是全面清理点校工作档案，了解点校当年的工作流程、风格形成过程、各史特点及点校遗留的主要问题；二是系统收集和整理各种史书出版后关于校本标点的意见，找出学者关于标点错误的文章，充分了解学界在校本标点使用过程中发现和指出的主要问题；三是编辑部重点走访原校本承办单位、生活点学校参与者和弟子，了解情况，听取意见。通过这些努力，负责修改工作的编辑可以知道修改工作的重点，提前注意可能出现的问题。

中华书局为二十四史的修订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其中确定了选择二十四史修订承担者和主持者的三个原则:一是尽可能考虑原学校单位；第二，如果原籍学校单位不承担，尽量考虑断代史或专门的文献整理和研究镇；第三，要注重学科带头人、学术实力等多方面因素。然后，确定了修订工作的一般规则和工作流程:首先，“练习册”制度要求每本书所有不同的课文都要记录在练习册上；二是修改长期编纂制度，这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三是专家评审制度。专家评审贯穿于方案设计、样稿确定、终稿的全过程，聘请专家垂直把关，特事特传。最后，还有编辑组的审核制度和编校部的校对制度。整稿关闭后，编校部门要对校本史使用的所有教材进行重新校对，并将校对与新修订进行对比，明确教材、校对、修订之间有哪些差异，差异要由修订小组重新确认，最终达到保证校对质量的要求。

我知道，当把书中如此严谨复杂的编辑程序介绍给大家时，出版界以外的读者朋友们难免会感到相当困扰和害怕。但是，这就是我希望产生的阅读效果。你不妨考虑一下。没有如此严谨复杂的工作程序作为保障，如何做到“国史”？怎样才能保护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何谈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然而，即使这种工作让很多人感到困扰和害怕，中华书局的编辑和出版人却可以自豪地说:“在一个悠久而优秀的传统中工作和生活，是幸运和幸福的。我们是这个传统的一部分。我们继承传统，并在传统中加入新的价值观和色彩，从而扩大和延伸自己。”这是出自徐俊先生的《大师之道》，相信也是中华书局所有人的共同心声。(作者:聂振宁，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原总裁、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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